下一页: 6．4 惯例的经济分析的新进展：Shelling提出的人们相互协调中的“凸显性”和“凝聚点”的博弈论证明 上一层: 6 惯例的经济分析 前一页: 6．2 惯例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

6．3 惯例的驻存、演进与变迁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惯例作为在人们经济活动与交往中（尤其是市场运行中）的一种显俗，一种作为社会博弈者演进稳定性（evolutionary stability）的习俗向演进博弈动态（evolutionary game dynamics）的规则的固化与转变，其基本特征就是驻存性与延续性。而研究在这种演进博弈动态过程中人们既要固守这种规则又要同时保持其演进稳定均衡的策略选择，就成了演进博弈论和惯例的经济分析的一项主要理论任务。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主要引介西方演进博弈论经济学家，尤其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H．Peyton Young等学者（Foster & Young，1990；Young & Foster，1991；Young，1993a，1993b，1996，1998；Weibull，1995；VegaRedondo，1996；Samuelson，1997）近几年来在惯例经济分析方面的理论推进。从这种引介和评述中，我们可以初步把握惯例驻存、演进与变迁的一般过程。

按照Young的见解，在研究惯例的型构、驻存与变迁的现代博弈论中，有三个基本因素规定着演进博弈动态：（1）个人之间的“当地交往（local interaction）”；（2）各个博弈者对所感觉到的环境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式的反应；以及（3）博弈者在重复博弈的策略选择中的不可解释的“随机偏扰（random perturbations）”。Young（1996，p．108）认为，这三个基本因素实际上决定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动态社会博弈中的博弈者有限理性选择，从而也决定了惯例的型构、驻存与变迁过程。

在上一章中，我们曾引人了一个斗鸡博弈模型来对习俗的原生机制作了初步的理论探究。从这种斗鸡模型中，我们知道，一旦博弈双方选择了一种作为强或精炼纳什均衡的演进稳定策略对，他（她）们会在重复博弈中固守各自的策略选择，从而“锁入”一种习俗。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用这种斗鸡模型所展示的习俗的原生机制，无疑只是习俗与惯例型构与驻存的一种特例。在人们的社会现实生活中，还有种种其他人们交往的境势格局（或者说社会博弈弈局），因而也存在其他多种形式的习俗与惯例型构、驻存与演进的路径及原因。譬如，我们在上一章提到的靠左还是靠右驾车的交通习俗（惯例）原生机制，与我们所举的斗鸡模型的例子就有很大区别。如果把这个变局写成一个博弈模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参矩阵6．1）。

从矩阵6．l中，可以看出，这种驾车弈局有三个均衡点，即（L，L），（R，R），以及两个博弈者均随机选择一个 50％靠左或靠右驾车的概率。在一个社会靠左还是靠右驾车的交通惯例还未形成之前，在这种博弈中，每一个博弈者并没有其对手是选择靠左还是靠右驾车的信息。因此，在经典博弈论中，这种驾车博弈是没有一定解的。即（L, L）是均衡选择呢？还是（R, R）是均衡选择呢？还是结果导致二者相碰撞——即（L， R）或（R，L）——呢？如前所说，尽管这里假定每个博弈者是理性的，他（她）们也不知道如何玩这种弈局。因为理性并不能告诉他（她）其对手是选择靠左还是靠右。我们已经知道，按照 Thomas Shelling的说法，这种协调问题，只能靠人们的“凸显性（prominence）”或“凝聚点（focal point）”来解决。按照Young（1996，p．107）的见解，则这靠人们的某些“境势暗示（contextual cues）”来协调。然而，不管人们最初是如何协调这种驾车博弈中（L, L）或（R, R）的均衡的，（L，L）或（R，R）在每一个社会中总是会被逐渐“协调”或“演进”出来，即在任何社会中均有靠左或靠右驾车的交通习俗。并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这种协调与演进的过程中，一种习俗一旦形成，就会有更多的人按这种习俗行事。一种习俗驻存的越久长，就越“凸显”，也就会有越多的人遵从之，从而习俗就变成了一种显俗，一种惯例。因此，这里似乎存在一种正反馈机制：一种惯例为人们遵从的时间越久长，遵从它的人就越多，从而这种惯例就越稳定，驻存得也就越久长。这一演进机制被Young（1996，p．112）称之为“吸同状态（absorbing state）”。这即是说，如果人们在其社会博弈中只有“充分不完备信息（sufficiently incomplete information）”，再假如人们对遵从这种惯例的“或然偏离（random deviations）”程度又相当低，因之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会趋向于遵从同一惯例。这一状态亦被Young称之为“局部遵同效应（the local confirmity effect）”。⁰^.11用 Robert S．Pindyck 和 Daniel L．Rubinfield（1996，pp．118－120）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法，我们亦可以把Young所说的这种“局部遵同效应”理解为“从众效应（the bandwagon effect）”。

这种“局部遵同效应”是怎样产生的？换句话说，为什么在人们的社会制序的演进博弈中会有这种“局部遵同效应”？按照 Bulow et al（1985），Aoki & Okuno-Fujiwara。（1996，ch．3）的解释，这是因为在人们的社会博弈中，在博弈者的策略选择中存在一种“策略互补（strtegic complements）”关系。也就是说，在其他人采用了某一特定策略时，存在一种一博弈者采用同一策略的激励。如在上述驾车博劳模型中，如果对方靠左行驶，自己也靠左行驶是安全的；反之，如果对方靠右行驶，自己靠右则是安全的。这就是典型的策略互补的例子。正是在社会博弈中存在的这种“策略互补”境势中，只要一个社群或社会内部在一定时期中大部分人都遵从同一习俗与惯例，那么每个人遵从它的个别激励亦形成了。从靠左还是靠右驾驶的交通惯例形成的演进博弈模型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种社会博弈中的“策略互补”，从而对Young所说的演过博弈中的“局部遵同效应”的生发机制有一个较明确的理解。

如果假定在一个社群（或社会）中靠左驾驶的人数的比率为p，靠右驾驶的人的比率为l－p，并用 s∈（0，l）表示与整个社群中靠左驾驶的比率p相对应的单个人靠左驾驶的最佳概率选择，我们可以用图6．l来直观地表示Youn所说的这种“局部遵同效应”或者如 Pindyck和 Rubinfield （1996，pp．118－120）所说的“从众效应（the bandwagon effect）”。

从图6．l可以看出，只要在一个社群或社会中靠左驾驶的人超过半数，那么，即使原来习惯于靠右驾驶的人也会逐渐改变为靠左驾驶。这是因为，在图6．1所表示的社群整体博弈中，靠左驾驶的人的比率p越大，对这一社群中的每个人来说，采用该策略的优势越大，亦是说最佳反应曲线向右上方倾斜与社会演进博弈中的策略互补的存在成了“从众效应”内在驱使力量。最终这一社群的全体成员均会遵同靠左驾驶的习俗，从而靠左驾驶就会作为一种交通惯例和规则（制度）确立下来。反过来，如果靠右驾驶的人一旦超过半数，在这个社群内部靠右驾驶的交通惯例亦会作为一种规则确立下来。从图6．1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只有E点和O点才是演进稳定的纳什均衡。尽管N点也是一个纳什均衡，但它却不是一种演进稳定性。因为，只要靠左或靠右行驶的人稍微偏离半数，整个社群或社会的交通惯例就会向全部靠左或靠有驾驶演进，从而最终形成靠左或靠右驾驶的交通规则。

然而，Young和其他现代演进博弈论学者最近的研究却进一步发现，如果把规定着演进博弈动态的第三条假定考虑进来，即在博弈者策略选择中存在着“不可解释的”“或然偏离”，这种作为“同化状态”和“锁入状态”的惯例（如图6．1中的E点或O点）也可能不会是永久性的。因为，照演进博弈论论者看来，如果说在社会或社群中总是存在着某种惯例，那么，也总会存在着一些人采取非惯例行动的概率。从这一点出发，演进博弈论学者发现，即使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最初状态，却不能预期它未来的状态是怎样的。换句话说，人们不可能预知一个即时盛行的惯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中是否会在未来的社会中驻存：抑或这一惯例会演变成另外一种惯例，抑或这种惯例会完全消失。当然，这也不否认它会在未来的社会中驻存下来。基于这一分析思路，Young（1996，P．112）等演进博弈论学者认为，即使两个社会或社群从同一个原初状态（习俗）进行演进，在未来的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很有可能二者会在不同的惯例中运作。Young亦称这一演进机制特征为“整体多元化效应（the global diversity effect）”。从Young的这一分析思路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反思为什么尽管同源于儒家文化基因的中国、韩国和日本会在一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衍生出不同社会制序的存在形式。即使在同说汉语的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与经济交易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惯例。⁰^.12这无疑也证明，在习俗与惯例的演进与变迁的过程中，演进博弈论者所洞察出来的“整体多元化效应”在起作用。

除了局部遵同效应和整体多元化效应外，Young（1996，P．112）还发现了在社会惯例的演进博弈动态中的第三种效应。他称这第三种效应为“断续均衡效应（the punctuated equilibrium effect）”。其意思是，一种惯例一旦形成，它就倾向于在一定时期驻存。在这一演进驻存的时期中，社会或社群的大多数成员会在大多数时间里遵从之，从而这一社群或社会在其制序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上接近于一种均衡状态。然而，这种局部遵同的均衡常常被一种外在的冲击力所打破，从而使这个社群或社会导向一种新的习俗与惯例的衍生路径。其实，这一点早就为韦伯所洞悉出来，尽管他没有（也不可能）从现代博弈论的分析视角和语言来论述问题。在《经济与社会》这一巨著中，韦伯曾首先指出，外部条件的改变，决不是制序“创新（innovation）”的先决条件。韦伯进一步认为，“它甚至不是促成一种新制序建立的因素之一”。但是，韦伯却认为，人种学的证据似乎表明，最重要的制序创新的源泉一直是若干个人的影响（这里我们可以考虑像拿破仑、希特勒这样的历史风云人物以及列宁和毛泽东这样的革命领袖对社会的影响）。⁰^.13韦伯还认为，这些克服习俗的惰性的影响，可以通过极为不同的心理学的途径发生作用。其中一种形式是感召（英文为inspiration），即通过一种激烈迅速的形式唤起被影响者的突然觉醒，使之意识到“应该”采取某种行为，从事某种活动。另一种形式是“移情”或“认同”（英文为empathy）。韦伯说：“在这种形式下，施加影响的人的态度被其他一人或多人以移情的方式体验。”韦伯还认为，由这种影响所产生的行为方式也许千差万别，但是极为常见的是，常常会产生一种涉及影响者及其经历的集体性的共同行为。于是，这种集体的共同行为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相应内容的“共识”或“默契”。如果这种“共识”与“默契”适应外部环境的话，它就能驻存下来。因此，韦伯认为，这种“移情”或“感召”的作用，构成了现实制序“创新”的主要源泉。而一当这种“创新”被确定为常规性（regularities），便会反过来增强它们可能伴随的“应然意识”（参Weber，1978，中译本页358一359；1998a，页17-18）。从韦伯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到，韦伯所说的制序变迁中的一些杰出人物的影响，可以被视作为现代演进博弈论中所说的决定着“断续均衡效应”的演进博弈动态过程的一种“或然冲击（random shocks）”。

进一步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实迹是否证明习俗和惯例按以这三种效应为其主要特征的动态行程演进？现代演进博弈论经济学家的经验研究发现，至少近现代欧洲诸社会中靠左还是靠右驾车的惯例的型构、多样化以及演进和变迁的历史实迹证明，这三种效应同时存在。据R．Hopper （1982），P．Kincaid（1986），Maxwell Lay（1992）和 H．Peyton Young（1996）等学者考证，在 1750年以前，由于在欧洲只有很少的四轮车在路上行驶，人们在乡村路上驾车时，主要居中驶车，以避免车辆翻人路边沟中。当遇到对面车辆驶来时，各地靠左或靠右亦不一样。Young的考证还发现，尽管在欧洲诸国靠左还是靠右驾车的习俗地方多样化（整体多元效应），但在18世纪之前，每个地区却己大致形成了靠左或靠右的惯例（局部遵同效应）。譬如，在英国内地，在有的郡人们靠左行驶，在另外的郡则靠右驶。在意大利，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还未形成全国统一的交通惯例，在一些城市中人们靠左行，在乡村中人们则主要靠右行。法国在大革命前，即使在城市中，交通惯例也迥然不同。那些贵族们所乘的马车靠左驾驶，而行人则靠右行。只是在法国大革命后，靠左行变成“政治上”违法的了。因为靠左行是贵族的习俗，靠右行则是人民大众的习俗，因而后者被认为是“民主的”。与法国在大革命中靠革命机构的命令来统一全国的交通规则（靠右）形成鲜明对照，从整体上来看，英国靠左驾车的交通惯例则是从各地的交通习俗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即是说，在英国，靠左驾车的惯例，从一个地区自发地传播蔓延到另一个地区，从而在全国形成一个靠左行驶的交通惯例。因此，可以说，英国统一靠左驾车的交通惯例，是一种经由先例逐渐增生的结果（the gradual accreditation of precedent）。

另外，经济学家和史学家所发现的一个惊人史实是，到18世纪末，在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均衍生成了车辆（主要是马车）靠左行驶的交通惯例，其中包括大不列颠、法国、瑞典、葡萄牙、奥地利、匈牙利，以及部分意大利和德国。在有些欧洲大陆国家，靠左开的交通惯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但是，为什么在欧洲大陆绝大部分国家在今天均采取靠右驾驶的交通规则？Young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在惯例的驻存、演进与变迁过程中的第三种效应（即由于一些随机的外部冲击而造成的断续均衡效应）在起作用。具体来说，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于其象征性的考虑（贵族马车驾驶靠左，人民大众步行靠右），而由革命机构通过法令的形式规定所有交通一律靠右。拿破仑率军横扫欧洲大陆后，又在其占领国强制推行法国的靠右行驶的交通规则，从而在法军占领国中逐渐实行并沿革下来靠右行驶的交通惯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德国占领期间才被德军强制推行而改变靠左为靠右驾驶的交通规则的。瑞典到20世纪60年代还仍然采用靠左驾驶的交通规则。直到1967年，由于考虑到欧洲大陆国家全通行靠右驾驶，瑞典政府才通过法令而改全国靠左为靠右驾驶的交通规则。

从其对欧洲交通惯例型构、演进与变迁的历史史实的研究中，Young（1996，pp．112－116）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一个社群或地区在任何时期一般会有单一的、成型的（well-estabished）的惯例（局部遵同效应）；第二，互不沟通的社群会在不同的惯例中运作（整体多样化效应）；第三，一种业已形成的惯例不会被永远“锁入”而永久驻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种惯例会被由一些随机事件所引致的演进过程而生发出来的新的惯例所取代（断续均衡效应）。同样，从欧洲诸国交通规则的演进与变迁的实际历史轨迹中，尤其是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占领欧洲（可以被认为欧洲交通惯例变迁过程中的一些随机事件）而导致欧洲大陆国家今天沿革下来靠右行驶的交通规则的史实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BrianW．Althur（988）和诺思（North，1990）等学者所洞察出来的制序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效应。⁰^.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