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页: 1．3 比较经济学的“困惑”及其理论分析“集中意识”的转移 上一层: 1 理论定位：我们要研究什么？ 前一页: 1.1 从社会经济现象研究中的三个英文单词的中译法谈起
在上一节的论述中，我们迂回繁复地考究了在社会现象的理论经济分析中西方学界所常用的三个英文概念regime, system和institution的基本含义和各自的规定性，并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分辨和梳理了三者的联系与区别。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确定了这三个英文单词的确当中译法，即“（大）制度”、“体制”和“制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种繁复地对这三个概念的分析与辨别，决不仅仅是琐碎地或无甚意义地考究几个英文单词的中译法问题。因为，如果把这三个概念并放在一起来思考，并再借用当代著名英国政治哲学家MichaelPolanyi（1958）所提出的一个概念“集中意识”（focus awareness）来作为把握中国当代经济理论发展脉络的一个基准点（或者说标尺），可以看出，正如在本篇的引语中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那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数十年中，恰好是这三大概念引导着当代中国经济学界进行理论探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regime（“大制度”）这个概念。如果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诸种社会制度恰恰构成了作为一种理论分析范式(parading)0.7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譬如，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其基本理论构架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所要研究的社会实存。而以斯大林（1952）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理论基本构架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又实际上是传统的“行政控制经济”（administratively controlled economics）0.8这种哈耶克所说的人们所刻意建构出来的“制度”或经济体制的理论设计模本。在这一理论范式体系中，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学界的“集中意识”在于理论阐释“（大）制度”。在当代中国经济理论发展演进的这第一阶段上，出了以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和许涤新四大家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随着对东欧改革经济学家施ǒta Sik，Wlodzimierz, János Kornai以及Alec Nove等西方比较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引进，中国经济学界理论研究的“集中意识”则转移到研究“体制”上来。在这一阶段上，也出现了刘国光、董辅巩厉以宁和吴敬链等等中国的第二代经济学家。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对产权经济学尤其是对新制序学派的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 North）、Amen Alchian、Harold Demsetz、Oliver Williamson、张五常（Steven N．S．Cheung）和 Yoram Barzel等学者的学说和思想的引介，中国经济学界理论分析的“集中意识”则逐渐转移到“制序”上来。近些年来，在经济学的制序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的大旗下，出现了以天则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两大主要阵地的一大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并且出版了《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第一、第二集这样国内高学术水平的案例专著（张曙光，1996，1999）。目前，在中国的制序经济分析的星空中可谓群星灿烂、诸家争奇斗艳。0.9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中国经济理论发展演进的三个阶段，亦是和当代中国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经济理论发展演进的“制度阐释”阶段上，中国社会的任务被确定为建设或者说建构一种人为的行政控制经济模式。在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体制研究”阶段上，整个社会的任务则在于改革这种人为的行政控制经济模式为市场经济模式。而在目前中国经济理论的“制序分析”阶段中，政府的政治企业家们、经济学家们的任务似应是不再“建构”什么，“改革”什么，或者说“创新”什么，而是在于注重（研究）培育和保护市场内部各种“自发”和“内生”力量以及秩序的型构与成长。
基于对理论分析的现实意义之考虑，这里我们就不再追溯和回顾当代中国经济理论发展演进史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历史原因了，而只是粗略地回顾和审视从第二阶段“体制研究”向第三阶段“制序分析”过渡的历史必然性。而要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学界理论思考的“集中意识”的这一转移，我们还不得不从以世界范围来看的比较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所面临的困境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