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页: 1．4 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在目前中国社会格局中的理论意义 上一层: 1 理论定位：我们要研究什么？ 前一页: 1．2 当代中国经济理论发展演进的逻辑与历史的同一

1．3 比较经济学的“困惑”及其理论分析“集中意识”的转移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比较经济学在当代经济学的“理论世界”中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末，这个学科日臻鼎盛。在这一时期中，比较经济学这一研究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有学术分量的专著和论文。不少西方当代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PaulSamulson)、哈耶克（Frichrich Hayek）、阿罗（Kennth Arrow）、Amartaya Sen、James Mirrlees、Joseph Stigliz、Eric Maskin等等亦曾涉猎于这一领域的某些研究议题，并发表了许多增进人类经济理解知识存量的学术文著。然而，随着80年代末（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各国社会制度的突变，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向深层推进，90年代之后，“行政控制经济的古典模式已成了经济学家们（尤其是比较经济学家们）研究的历史标本了”（韦森，1999a，页22）。随着这一人类世界历史格局的转变，加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的加速，比较经济（体制）学在国际上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中亦随之失去了比较范型（prototype）的一半，即难能或者说已没有多大理论与现实意义进行任何“制度范型”比较了。

当然，应该看到，从70年代起，一些比较经济学家就曾努力试图打破这门学科早期发展阶段上的以“主义”为现实范型的比较方法，并试图建立与这种“主义”比较框架不同的理论“范式体系”⁰^.10譬如，同时在1976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学家Egon Neubenger和 William Duffy（1976）合著的《比较经济体制：决策研究》以及John Montias（1976）的《经济体系的结构》两部在比较经济学界影响较大的著作，就表露了比较经济学家们试图打破这种“主义”比较范式体系而建立某种新的分析体系的努力。前者试图从“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动力结构”这种新“三一（trinity）”研究视角跳出以前那种简单的“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与“分权的市场经济”的比较框架；而后者则侧重于从经济组织内部的决策方法和程序的理论透视来建立一套新的比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20世纪（前）苏联、东欧制度突变之后，英国一位比较经济学家David Conklin（1991）也在一本比较经济学的教科书中，试图从自由企业、价格机制、政府补贴、税制安排、非价格控制，以及公共企业六个方面比较不同社会的资源配置体制。

然而，尽管这些比较经济学家在各自的主观思径取向上想努力跳出比较经济学古典范式体系的那种“主义”式的比较，但如果细读这些著作，就会发现，在这些比较经济学家的理论解释背后，仍然是以当代世界中“行政控制经济”与“自运市场经济（self-functioning market economics）”⁰^.11为其两大基本比较范型的。因为，20世纪90年代前人类社会的世界格局就是如此，因之这些比较经济学家们不可能闭上眼睛去比较某些理论虚构的资源配置方式。种种比较经济学的教科书和研究专著只不过是用不同的理论“标尺”去“丈量”当代人类社会现实中曾存在着（过）的这两大资源配置范型而已。

可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比较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所面临的整体问题是，其理论比较的现实对象范型之一半已消逝于行政控制经济各国的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之中了，从而比较经济学家还比较什么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比较经济学的这一窘境和大多数比较经济学家随之而产生的迷们心态清楚地从美籍南斯拉夫育比较经济学家 Ed Hewett的一句话中反映出来。在1989年12月召开的世界比较经济学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当时作为这一委员会的主席Hewett开头就说了一句话：“现在我们都成历史学家了！”（引自Boin，1997，p．2）

在比较经济学这种世界范围的窘境中，这门学科的旗舰刊物《比较经济学杂志》的新任编辑John Bonin在 1997年第一期开篇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比较经济学之‘过渡’”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整个格调就反映了世界比较经济学界所普遍存在的这种迷们心态。在这篇文章中，虽然Bonin井没有明确表明比较经济学界今后应着力研究和比较各种社会制序，但他在文中所引用的《比较经济学杂志》创刊编辑和世界比较经济学协会的前主席John Montias的一句话却引人深思（见Bonin，1997，p．1）。

在上面我们所提到的那本《经济体系的结构》一书的“序言”中，Montias（1976，p．xi）说：“尽管制序（institutions）这个词并没有在本书中出现，但读者会看出，我是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制序经济学的。”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在该书中使用这个词呢？Montias自己在括号中解释道：“这主要是因为我不能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以至于在我试图为经济体制分析所新创的建构性词汇中无法把它放进去。”从这段话来看，Montias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设想并主张比较经济学应致力于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John Montias在世界比较经济学圈子里是一位学术地位甚高的理论经济学家，他的《经济体系的结构》一书无疑也是比较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之一，但从整体上来判断，还不能说这本书已达到了经济学的制序分析的阶段。尽管如此，Montias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看出并致力于从比较的角度研究制序经济学，这不能不说是甚有远见且睿智的。

面临整个学科的迷茫窘境，世界上许多比较经济学家各自开始转而教研其他相关或相近研究领域，如“过渡经济学（economics of trasition）”等等。在此态势下，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教授发起并组织了一个以斯坦福为核心的世界多国经济学论者的研究团队。自90年代初以来，这个研究团队逐渐开拓出了“比较制序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这一新的研究规划，并在此研究规划中编撰了数部研究专著（参Aoki & Okuno－Fujiwara，1996；Aoki，et al，1997；青木昌彦，1997；Aoki，1998）。这一比较制序分析研究团队，数年来一直以东亚诸经济为现实分析范型，致力于促成比较经济学研究的“集中意识”从“体制研究”向“制序分析”的转移与过渡。然而，从这个研究团队所编撰的《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序分析》和《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序分析》这两部著作来判断，尽管他们根据对过去数十年东亚诸经济的实际运作的回顾与分析，在许多方面推进了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深度，并拓宽了研究视野，但还不能不说这一研究团队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完全超脱传统的经济体制比较的“范式体系”的窠臼。因为，从这两本书的整体分析和解释内容来看，与其说他们从新制序学派和博弈论的视角比较各种制序，不如说他们仍然在比较不同（尤其是东亚诸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看来这主要是由于该研究团队目前似乎还不太清楚“制序”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其所意涉的社会现实对象性是什么，以及这一概念的意域边界到底有多大，从而还不能把习惯、习俗、惯例和其他诸种“非正式约束”（North，1990）以及各社会的文化传统、伦理规范、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以及民族ethos⁰^.12等等对社会制序的型构、驻存和变迁的影响“内生地（endogenously）”整合进他们的理论分析和数学建模中去，也因而仍然像 Montias二十几年前那样仍然没能把“制序分析”真正融入他们为比较经济学所致力建构的新的理论框架之中。⁰^.13这亦即是说，从整体上来判断，尽管斯坦福研究团队吸纳了新制序经济学派多年来在产权和交易费用研究方面的理论成果，并大量运用了博弈论尤其是自80年代后半期才从西方学界萌生到9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成型的演进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的现代分析工具，但至少从目前这个研究团队已发表和出版的文著来看，他们所建构的“比较制序分析”框架与传统的比较经济学的架构基本上还属于同一范式体系。

世界比较经济学界在该学科的迷茫窘境中沿各种“探索向量”在目前所做的种种努力，从某些程度上验证了当代世界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Salmuelson，1976，P．11）所说的一句至理名言：“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先人之见的俘虏。替代一种错误的旧理论，与其说它不符合事实，不如说由于一种新的理论的最终出现。”这里需要说明，我们在此引用萨缪尔森的这句话，丝毫没有低估比较经济学经典范式体系的理论意义，更没有任何贬低数十年来比较经济学家们在人类对自身活动与交往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现象的理解上的理论贡献的意思。并且，我们认为，不管经济学其他学科中的论者如何看待，比较经济学家们（包括西方和东方的）对当代人类社会进程与进步的理论贡献，决不亚于（虽然我们不能说大于）其他任何经济学领域的探索者的工作。因为，没有比较经济学家们数十年来穷根溯理的理论探讨，可能就没有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或者至少可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就没有这么快的推进。这里，我们引用萨缪尔森的这段话，只是想说明，要建构一种比较经济学的新分析体系，或者说要完成理论经济学的“集中意识”从“体制研究”向“制序分析”的转变，将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任务。

就目前世界范围的体制或制序分析的整体态势来看，要实现经济学思考“集中意识”的从“体制研究”向“制序分析”的转移，困难之处至少在目前还不是经济学分析方法和新的分析工具的应用（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斯坦福比较制序分析的研究团队的工作就证明了这一点），也似乎并不在于在制序分析的某个“探索向量”上的理论突破（如以科斯为代表的以“交易费用”和“产权分析”为轴心的新制序学派的工作），而在于致力于这一领域研究的许多学界论者目前还似乎把握不了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的研究对象“制序”这一概念本身的规定性是什么，以及其规定性的边界到底有多大。更深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人之理性的能力与“制序”这一概念所涵指的社会现实对象性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毫无疑问，如果梳理不出上述种种问题的较为明确的洞见和理解，要真正进人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并欲建构出其“分析”甚至“比较”的新的范式体系，还不能不说仅是一种乐观的愿望，或者有可能只是在做一种“徒劳无功”或“功效甚微”的工作。⁰^.14正是出于这一判断，本书并不奢求能真正进人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而只是旨在通过对前人的理论发现和学理推进的评述与作者个人的思考，能为这一分析“清扫一下场地”，“理一理进路”，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为这一新的分析范式的理论建构“搭一搭脚手架”。这正是本书被定名为《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