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页: 第二篇 理论进路的历史回顾 Part Two 上一层: 1 理论定位：我们要研究什么？ 前一页: 1．3 比较经济学的“困惑”及其理论分析“集中意识”的转移
差不多在20世纪80与90年代之交整个人类社会经历着巨大历史变革的同时，电脑网络的世界范围的迅速扩展所引致的信息时代的来临也进一步促进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原行政控制经济诸国向自运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体制的过渡，网络经济的形成，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这一切均标示着哈耶克（Hayek，1988）所辨识出来的“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the extended orders of human cooperation)”已跨越国别并冲破地域疆界而在世界范围里迅速扩展开来。这一新的世界历史进程，使世界上各主要“开放社会”0.15的工商体制、金融和信用制序安排、资本的流动及商品的贸易形式，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手段和方法等等在全球范围内趋于规范化。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在当今人类诸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方面的差异正在减小（如果还不能说是“趋同”的话）。在这种新的世界格局下，那种以“主义”为对象范型“丈量标尺”的比较经济学陷于迷惘并渐于式微，自当是势之必然。在此态势下，一些比较经济学家转而探索并致力于比较不同社会的具体经济制序（economic institutions），亦是逻辑之必然和理性之选择。
另一方面，在当代经济学的诸多领域中，始发于科斯交易费用学说和 Armen Alchian的产权分析的经济学中的新制序主义又在该领域的诸多经济学家的共同推进下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一枝独秀，并从80年代以来已发展为蔚为壮观的一大学派。经济史学家诺思吸纳和融合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精神与新制序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在其新经济史的分析与建构中又开拓出了他的制序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理论。而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诺思的这种新经济史理论，又反过来强化了经济学家们的制序分析的意识，并进一步推进了新制序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拓宽了其探索的边界。
从国内方面来看，伴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经济体系近十几年来亦逐渐进行着一种行政控制经济的“解构（decodtruction）”0.16过程，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市场自发力量和秩序在中国经济体系内部的生长、发育和扩展。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比较经济学的迷茫与渐于式微以及新制序主义经济学的兴起，也自然促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理论思考的“集中意识”从“体制研究”向“制序分析”的转移。
这里我们必须谨记的是，尽管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理论经济学的“主流意识”已超越了其“体制研究”阶段而进人“制序分析”阶段，但中国的比较经济学家们自70年代以来所做的艰苦理论探索却功不可没，并无疑应该永志于史。因为，正是经由许许多多的比较经济学家的艰苦的理论探索，只有市场资源配置方式才是中国唯一有效率的体制选择这一观点才逐渐成了中国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以及社会各阶层绝大部分人的共识。也正是随着这一共识在中国社会内部的确立，中国经济体系近些年来才能比较顺畅地进行着从那种以中央计划的名义通过政府的行政控制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体制向自我运行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的过渡，随之中国的比较经济体制学也辉煌、光荣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然而，必须看到，尽管二十余年的中国经济改革采取了一种渐进的进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体制从行政控制经济向自运市场经济的急剧转变，也不可避免地会给中国社会内部带来一定的“失范（anomie）”0.17。亦即是说，随着过去那种行政控制经济体制下人为刻意设计和建构出来的资源配置形式和种种具体的制度（rules and regulations）逐渐地解构或自发地弥散，随着一些与市场运行相“共生的（symbiotic）”经济秩序（economic orders）的自生自发地生长、发育或者说型构，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一些制序变迁中某些具体经济制序和道德规范的失衡、紊乱和无序，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所必须支付的“制序变迁”的成本。而伴随着种种社会“失范”现象的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内生于市场运行过程中的种种新的经济秩序的型构与扩展，却恰恰构成了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目前中国的制序变迁过程的现实特征。概言之，如果把社会经济制序作为我们探索向量的指向目标和理论研究的现实对象的话，可以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内部由行政控制经济模式而残留下来的人为刻意设计的“制”的成分在逐渐解构、弱化和消解，而内生于市场运行中自生自发地形成的“序”（如市场习俗和工商惯例）的成分却在生长与扩展。中国社会内部的这一格局和制序变迁的现实态势，就促使着经济学家们在引介当代经济学诸多学科的理论成果的过程中去思考、去研究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领域中的种种理论和现实问题。也正是从这一视角来判断，对中国制序变迁的现实过程来说，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或者说社会经济制序的理论分析可能比其他经济学科有更切实紧要的现实意义。形象一点说，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应该从已跑了相当大一段路程的比较经济体制学手中接过接力棒，毫不犹豫地尽其全力把中国经济理论的探索推进到更深的层面，以增加人们对自身身在其中的作为一种社会实存的社会经济制序理解方面的知识存量中的“边际”增量。这就是当代中国经济学之命运，也是中国经济学家们当前的历史使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以“交易费用”和“产权分析”为其理论分析的“集中意识”来处理的新制序经济学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巨大的理论进展，这一学派的理论探索也无疑大大增进了人类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解，但新的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不应困于这一研究阈界而仅着力于沿这一维探索向量进行边际理论推进。另外一点特别值得意识到的是，新制序学派的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分析，在精神底蕴上与比较经济学经典理论体系中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这里可以把它视作为新制序学派所理解的“科层”——即“hierachies”）与市场的资源配置选择和激励经济学（economics of incentives）中的“机制设计”是“灵犀相通”的。譬如，新制序学派中的“科斯定理”，恰恰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分析和传统的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之间架设了一座互相沟通与对话的“理论之桥”。因此，中国的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在目前似应更加注重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分析进路，从而更加着力于研究和探析社会制序中自发秩序的生发、型构、驻存与演进的路径和机制。这也就是说，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的理论任务至少在目前应该既不是像传统的比较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那样去进行“体制方案规划”和进行“激励机制设计”（西方一些比较经济学家甚至一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目前仍然在做这种“徒劳无功”或“功效甚微”的工作），也并不是向政府的政治企业家提供某种“制序设计（insitutional design）”（像青木昌彦等人（Aoki，etal，1997）所理解的那样），而是在于提醒和告诫世人，应该注重培养、保护和促进内生于市场发育进程中的种种自发社会秩序的型构和扩展。说得更直接一点，这种抽象的纯理论研究，不应也不必企求为政府的政治企业家们提供某些“制序创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的“理论依据”或“设计方案”，而只在于增进人类对自身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诸种现象以及对自发型构和人们刻意设计与建构出来的种种社会制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