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作家的个性

■  吴岩

        科幻作家都有惊人的记忆力。

　　80年代中期那场科幻“浩劫”后，有10 多年我没有见到宋宜昌。一个偶然的场合我们再度重逢。没想到，他能清晰地记得我们过去通信和见面的所有时间和内容，其准确清晰程度，就是美国的轨道飞行控制专家也会钦佩不已。

　　宋宜昌是中国最早创作长篇科幻的作家。70年代中期，他在香港长城电影公司写剧本的时候，出版了小说【Ｖ的贬值】。Ｖ就是英文美神维娜丝的字头。【Ｖ的贬值】写一个塑料公司创造了一种可以改变人的外表的ABS塑料粉，有了这种塑料，任何长相的人都可以在顷刻成为美女。美于是大打折扣。这部小说后来在国内没有出版过，但看过的人都说，中国科幻的第一个长篇有这么高的水平，真可以证明中国科幻从一开始就不逊色于国外。

　　宋宜昌相当多才多艺，他还发明过风靡全国的【风暴迷式英语学习法】。90年代后期，他对大国战略和中国对策的研究，在世界上都具有影响。在科幻小说方面，他的【祸匣打开之后】也享有众多的读者。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末日预言小说，小说的出现比后来乔良撰写的【末日之门】早至少15年，而内容却不在【末日之门】之下。

　　老作家郑文光也记忆力惊人。任何数据对他来讲，只要说一遍，就能立刻记住。郑文光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数据。多年前我还是个中学生，到他家去拜访，发现他正在一张稿纸上计算一个复杂的公式，完全用笔算，没有计算器。

　　后来我知道，那就是【飞向人马座】中飞船的轨道公式。对科幻小说中的每个细节都这么执着的科幻作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也是后来一些人批评科幻作家胡说八道时我感到愤恨的原因。科幻作家对作品的创作态度，不是这些心怀鬼胎家伙所所能想象的。郑文光的科幻小说最大特点就是细腻，数据的细腻加上情感的细腻，他同时代的主流文学作家不一定感得上他。

　　青年作家里，韩松也记忆力惊人。我刚刚读完他的新作【想象力宣言】。这部作品中记录了中国科幻文坛过去10年发生的种种变化，其细节程度，简直象把当时的境况照相似地复制。我以为，【想象力宣言】是最近10年里科幻文学领域中最重要的非小说作品。我之所以没有说它是科幻理论专著，是因为它与典型的科幻理论专著有着重要的差别。其中既有理论思考，又有新闻报导，还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引文。一句话，这是一种后现代的拼贴文本，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长处，无法分类，独居一格。【星云】杂志的主编姚海君告诉我，读这本书有一种淋漓尽致的痛快感。海君说得极是。

　　韩松是唯一的。这是我对他的作品、评论、为人的共同看法。

　　跟韩松讲话，你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说心里话，我很怕跟韩松讲话。一句问话之后，要等到非常遥远的时间才能得到回答。你需要不时地计算回声来自哪一个空间。等待是让人心焦的。但这种等待孕育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希望。科幻评论家严鹏告诉我，他认为【2066年的西行漫记】是当代科幻文学史上巨大的创造。我还没来得急看这部长篇，但我对其中的一个短篇非常喜欢。

　　这是一部叫【春到梁山】中篇小说。故事讲述松江领导的梁山起义军遇到了时空的多重障碍，致使阮小七领导的水军无法找到水泊的出口。遥远的过去存在过的一切，被明代作家加工过的一切，再一次被历史性地重构。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情节是李逵为了解决整个梁山过剩的人口“吃饭问题”，放下板斧，变成了农学专家，立志发现小麦的新品种。人物和事件之间强大的差别造成的反讽性，着实让人忍竣不禁。而故事的最终，一块“美国制造”铭牌的发现，又给整个事件增添了巨大的思考空间。

　　科幻作家的脾气秉性也丰富多彩。

　　我对和拉里·尼文的第一次见面的印象颇深。拉里是个直筒子性格，有什么说什么。象山东人。那一年我在俄亥俄讲学，正巧当地举办科幻会议，我就给主办单位打了个电话，说想去参加。他们非常高兴，还给了我一个嘉宾的胸花。大会的主宾是写过【环状世界】的拉里·尼文。由于他的作品在当时没有引进中国，所以我想找他谈谈版权的事情。吃饭的时候，我和旅美作家张劲松被邀请坐在他的身边，我们趁机将翻译他作品的事情讲了出来。没想到，一听这个，他顿时火冒三仗。原来，曾经有人在几年前跟他谈过作品的版权，他非常高兴，但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他觉得这样的人怎么能出版自己的书呢？不瞒诸位，我当时其实也没读过他的作品。他很快就感到了这一点，于是显得相当不耐烦。

　　有了这个事情做起因，我在后续的访问中，总是力图将受访者的作品先读一读，哪怕看看对他的介绍或评论也好。拉里·尼文的作品【环状世界】后来被我写成短文发表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这本杂志寄给他后，他感到非常高兴。还把最新出版的个人自选集【Ｎ维宇宙】寄赠给我。

　　对这个事情我曾经想，拉里是老作家，脾气生硬可能是在这个行当中太出名的缘故。据说罗伯特·海因来因就是这样的人。他作品多，影响大，名气大，谁也不服。就连阿西莫夫和克拉克这样的大腕也不放在眼里，常常跟他们发生“政见冲突”。

　　但我的想法是错的。老作家的多数都非常和蔼可亲。在北京我见到杰克·威廉姆森，老头快80岁了，和蔼的不得了。我要找【轨迹】的主编查理·布朗，电话打到他的房间，他一次一次地耐心告诉我他不是查理。“I am Jaaaaa----ack Williammmmmm------mson”，他把音调拉得老长老长，非常好听。

　　在四川卧龙保护区，杰克也参加了篝火晚会，我跟他聊天说知道他写过【时间军团】和【空间军团】。但我看到的资料是中文的，所以就把两本书叫成【Time Army】和【Space Army】。他搞了半天才搞懂我说的东西，对此倒也不生气，好像还同意我的翻译比他的书名还好似的。

　　这就是老作家的和蔼之处。

　　和杰克一样，作家弗雷德里克·波尔夫妇也非常和蔼。我见他们的次数就更多了。94年那次访美，他们还专门邀请我到他的家乡参加美国科幻研究会的大会。波尔的太太贝蒂多次来中国，对北京的各个地方都熟悉。第四次国际妇女大会的时候，她要我跟她出去玩玩。我问她到哪里，她说所有的地方都去过了。除了动物园。于是我们就去了北京动物园。她对动物非常喜欢，站在发着骚味的狮子笼子前面，一个劲儿地叫“嘿，姑娘，你真是个漂亮的姑娘！”

　　在我，怎么看也不觉得那只狮子是漂亮的姑娘！

　　女科幻作家多数也很随和。我见过的几个人都在美国非常有名。去年在佘耐克特迪参加SFRA年会，见到简·约仑和C·J·切瑞，两个人都得到了大师的奖励，但都非常和蔼。约仑告诉我，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已经在中国出版。切瑞则希望她的书早日在中国出版。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女作家，我还见过写过【巨龙世界】的安妮·麦卡芙瑞、写过很多女权主义作品的佘丽·苔波尔和苏瑟·米琪·恰纳斯、见过黑人女作家奥克塔维雅·Ｅ·芭特勒。这其中我觉得芭特勒最有趣。她第一个在科幻商业领域成功的黑人作家，她的作品重点描述黑人的生存状态。连封面也非常具有非洲裔美国人的特色。在介绍她的时候，她特别要求主持人贝蒂将她名字中间的字母讲出来，并说很多人都丢掉这个字母。贝蒂也幽默地重复她的话，要大家在记忆时别丢了这个字。

　　在我所认识的中国科幻作家里，性格最为独特的，恐怕是肖建亨和星河两位。肖建亨出生于1927年，是中国科幻界健在的最老的前辈之一。肖建亨的小说以科学构思的巧妙独特而享誉科幻界。早年，他最出名的作品是【布克的奇遇】。故事是讲马戏团的小狗怎样在车祸中被换了头。大约有整整一代人在【布克的奇遇】的感召下走入了迷人的医学领域。现实生活远远没有科幻小说写得那么乐观。肖建亨50年代走入科幻文坛，很快就成了“专业作家”。在他抱着无尽的热望想要为这个伟大的国家讴歌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他于是成了没有组织的失业者。为了糊口，可怜的作家找各种临时工做。他说他干过几乎所有的职业，甚至带着有病的身体爬电线杆子安装电灯。十几年过去了。到将近90年代初，肖建亨还没有被完全落实政策。还在不断地上访，想要要回自己在文革中被剥夺的房子。

　　也许正是这种生活的坎坷，肖建亨的个性中有许多奇特的方面。比如，他模仿人们的行为举止非常传神。他能一眼看出许多事件的本质。而且，讲话常常毫不留情。我跟肖建亨接触不多，但每当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觉得他的眼神炯炯放光，对人有一种强大的压迫感。他盯着你看，想要把你思想深处的所有东西都掏空似的。

　　星河是年轻一代科幻作家中性格最丰富多彩的一个。韩松在【想象力宣言】中记录到的关于星河生日的聚会，非常传神。

　　我跟星河交往的历史也有10年多。可以说是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星河为人忠诚，坦率真挚。91年他和杨鹏在我的课程上学习创作基础，有时候，一篇习作要修改上７、８遍才能令我满意。但无论星河还是杨鹏，对此都毫无怨言。勤奋和天才总是相伴而行的。今天两个人能取得如此喜人的成绩，与他们的努力和天才是分不开的。

　　星河非常有正义感，而且疾恶如仇，对所有看不惯的现象，都不能容忍。对苏联的解体，他愤怒已极。直到今天，他还称俄国人为苏联老大哥。他希望能写一篇伟大的作品以回顾往日苏维埃的伟大时光。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对刘慈心的小说【全频道阻塞式干扰】非常推崇。在日常生活中，星河对一些社会不公正也很看不惯。

　　原则性在星河的话语词典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他常常说我是个没有原则的人。“对这样的人你还包庇？”这是他向我痛陈的一句话。言语中，对我的行为即愤愤，又惋惜。在我看来，星河的小说多数表达了这种对现实与理想之间巨大差别的忧患和愤懑。他的一些科幻散论，也清晰地表达出这种特殊感受。许多科幻研究者对此相当肯定。但人们也常常担忧，时代的变迁速度太快，相对稳定的原则是否会成为成长的阻碍呢？

　　不管人们怎么想，“文如其人”这句话是没有错误的。郑文光很早就说，他可以只读一段作品，然后告诉你这是哪个作家的杰作。现在我也开始对此有所理解。上面提到的中外作家的生活片段，我都可以跟他们的作品对上号。尼文和海因来因小说中的美国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和生活方式直接相关，这一点毫无疑问。杰克和波尔小说中的和平主义与温和态度也能从他们的为人中看出。60年代新浪潮的美国大作家哈兰·埃里森用北京话评价就是“牛bi哄哄”。他不但写科幻，还写讽刺小品、戏剧和时政评论，科幻小说更是与当时的主流大唱反调。80年代中期出现的赛伯朋克作家威廉·吉布森和布鲁斯·斯特灵也属于“牛bi”者之范畴。他们两人的牛气劲儿，又带上了网络前途预言家的色彩，比埃里森的纯粹反文化者，更有一种掌握极端高级专业技术带去的不可一世感，这种赛伯朋克的独特文学景观，与掌握高技术的一代人的个性不无关系。

　　有一次我跟贝蒂聊赛伯朋克，她坦诚地告诉我她不喜欢“牛哄哄”的人。虽然在她眼里，对待他人的生活和处事习惯应该抱有“那是他自己的事”的态度，但她还是觉得，整个科幻界，阿西莫夫是她最敬重的。他和善，有教养，知识广博，人品出众。

　　真可惜，阿西莫夫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