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读书的”善入“与“善出”

■  王日根

    清代学者龚自珍针对史料与史论的关系，提出了“善入”与“善出”的见解。所谓“善入”，是对“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以及国家法令、礼制、兵、政、狱、文化等方面要熟悉，“善出”是对所掌握的各方面资料进行分析，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弄清真伪，并明白清晰地表达出来，成为既透彻又而有新意的“至情高论”。实际上，“善入”与“善出”既是对治学者的基本要求，又何尝不能成为读者读书的一般原则？

无论是漫步图书馆，还是徜徉书店，我们都不能不惊叹中外典籍的浩瀚，不能不惊叹现代出版业的繁荣：古籍、今籍；文字、图像；中文、外文；胶卷、光盘……“知识爆炸”几成现代人的共识！

对于这汗牛充栋的书籍，有的人一头扎入其中，求知欲转化为购书欲。一有闲暇，书架上抽出一册书，外加一杯开水，便开始了学海泛舟的仙境生活，于是历史的时空隧道豁然洞开，古人与今人风云际会：荷马史诗、屈原《离骚》、李白、杜甫、普希金、希罗多德、司马迁、杜佑、郑樵、克罗齐……结果确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固然说明了书籍文化内涵的极端丰富，同时亦体现了不同读者理解力的差异。

其实，读书并非无门道可求。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近人张之洞也说：倘若读书“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目录学乃一学科之纲，纲举乃能目张。时常有人说：能流传至今的皆为好书，此论其实亦不妥当，殊不知古人曾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在了解目录之后，读者不但不能就“尽信书”，而且应该尽量掌握辨伪与鉴别的本领，剔除伪冒与无价值之书，把精力集中于读有价值之书上。

任何一部著作都有其之所以产生的客观背景与主观背景，客观背景也可以说是学术背景，如《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就可以把众多作者分成若干学派，置学人于学派之下，我们将更便于提纲挈领，亦将更便于在读书过程中既能读懂书，又能解释书。主观背景则是作者本人的生活史，像司马迁坎坷之人生融入《史记》，他笔下的众多人物便皆具有英雄气质与悲剧色彩，其写作风格的“圆而神”与班固《汉书》的“方以智”恰成鲜明的对照。

在当今新知识不断涌现的时代，我们深切地感到：“人生之有涯，而读书则漫无涯际”，预先制定读书计划、明确阅读目的、重点、读法与时间安排当是“善出”的前提。区别“精读”与“泛读”是科学的，有人说书不该分为“有用”与“无用”，这当然也有道理。但对特定背景下的特定读者而言，区分轻重缓急又焉能非议？事实上读有用之书与读无用之书的效果确实大不一样。书之有用与无用也是相对的，有时在一段时期内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书，但时过境迁后则可能价值全无，有时我们又觉得有的书初读无味，可反复阅读后却觉得大有深意，以后每次再读都能产生新认识。因此，适时调整读书计划，也是取得良好读书效果的可行途径。能够“善出”应该成为读书人的至上追求。

当然，读书的目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读书明理当是共同的追求。为免于沦为“书蠹”，为免于被导入歧途，读书当力求做到“善入”与“善出”。